十七章（1 / 5）

合照｜

我生活的这座城市，市中心有一座市政办公楼，1911年老城光复后，都督府将原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改了组，按照省颁布的市乡制，改称市政厅。

这座市政厅主楼旁建了一座钟楼，因为租界区的缘故，城里很多历史悠久的建筑都效仿西方的风格，钟楼也不例外，我书架里有一本西方建筑图册，是很久以前买的，价格不菲，书里的配图和这钟楼看起来差不多，都有着拱顶、花窗之类的繁冗元素，浮雕立柱配合精心雕刻的纹饰，时钟刻度以罗马数字标识，似乎散发着一层高贵而悠远的光辉。这座钟楼，也就是程北钧在过去的某个清晨，目睹一群白鸽从他头顶飞过的那座。

十一月中旬，随着在这所市政厅举办的隆重庆典的落幕，谢桢，那个有着苍白面孔的男人，毫无疑问地正式当选了新市长，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。

庆典我是自然没资格参加的，不过周裕去了，他说既没有舞会，也没有乐队，只是讲话，有头有脸的人物站在一楼大厅新搭的舞台上讲话，一个人讲完下一个讲，对着扩音器滔滔不绝，台下鼓掌、拍照，镁粉一烧，照相机发出的白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

谢桢刚上任的那会儿，可以说城里的人都有点胆战心惊，毕竟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个新官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别，——无论是他特别的年轻，他特别的身份背景，或是特别的思想方式，都和以往大相径庭。不过在曹桀等众多上流分子的积极拥护下，他的位子似乎坐得很稳，上任没多久，纷纷扬扬的舆论不知不觉就平息了许多。

在他继位前，很多人预言他是个年轻气盛、目光短浅、大刀阔斧的行动派，那种街头巷尾印发的劣质小报上还对他的言行举止、所作所为进行了一番详细到不切实际的分析，说他信奉天主教，在家里床头柜上摆着他爹的遗像和一个被钉子钉住的人偶，日日供奉；不晒太阳，所以皮肤白皙；传闻他是个勾结军阀、串通商人和军阀的奸细，所以两面取好、左右逢源；至于他日本留学的毕业证明，是他父亲托人伪造的… 似乎谢桢是这位笔者的亲大爷，否则实在难以相信，他们洋洋洒洒、言之凿凿，写满一整面报纸的勇气从何而来。

城里老一辈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看不起他，比如父亲，他们说谢桢是个“捱老子死”的官二代，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别称——“小白脸”，虽然这个别称人尽皆知的含义和谢桢可以说是毫不搭边，但他们并不在意，背地里一口一个叫得很起劲。

他们既瞧不起他的年轻，又忌惮他的身份地位，正如俗话说，一张嘴有上下两片，人群里是一片，用来肆无忌惮地嘀嘀咕咕，一旦被挤到了前头可就不敢啦，之前讲得越凶的人，碰上这场面，余下那片越巴不得缩得比蚂蚁还小。

不过无论是轻蔑多一点，是恐惧多一点，无论关于他的传言是好是坏，多数人都坚信：这个年轻人，绝不是省油的灯。

不过，关于政治的事情我大多是听人讲，谁说一句我都听着，不成体系，所以观点混杂。

这日学堂下学，我和蕴如一起顺着长长的回廊散步，我和她闲聊着最近的报道，她心不在焉，看起来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。

她穿着整套的米色洋装，面料光滑，乌黑色长发新烫了卷，一圈一圈漂亮极了，顺着细长的脖子柔顺地放在肩上，泛着月光般莹莹的光辉。

“你怎么脸色这么苍白？”她问我，“不舒服吗？”

其实我并没有不舒服，便说：“可能最近事情多了点，没事。”

我说的实话。我从未像现在这般忙碌过。

虽说这个学堂除了英文几乎没教太多有价值的东西，但我早已习惯搜罗着看各种各样七七八八的书，所以念书的事从未放下，甚至更为走火入魔，父亲书架深处翻出来的典籍记载看的差不多了，我又迷上街边摊位上倒卖的西洋杂文，还有一种和砖头块似的“百科全书”，说是法国人发明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，一个词语后面跟上详细的介绍，国籍、年份、用途、发展历程，相当有意思。

而且话剧表演正式提上了日程，我白天忙着和周裕及他的同学们一起排练，晚上回家得另外练琴。

有时父亲会抱怨，说我吵得他头疼，我便耍个心眼，弹一些节奏舒缓的曲子，类似德彪西的贝加莫组曲，他倒也能接受，舒舒坦坦听着入睡。——但是广州的事，我还没和他开口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一拖再拖。

最复杂的，其实是哥哥交给我的任务，比起之前不仅一点没少，甚至更艰巨了，按规矩我要每天早起去他房里拿账本，晚上还给他，账务必须要分类算清，但凡错了一点都会被讨伐。

我觉得哥哥变得更严厉了。

那天和蕴如告别后回家，中午吃过饭，他让我去他书房。

“我和你说过，长工一年九块大洋，包月的制钱一千文，短工三十五文，你为什么又弄错了？”

他把账本“啪”一声拍在了桌子上，把满脑子盘算着下午排练的